隐形负担的产生根源仍在政绩观偏差
文 | 邓全生 章志鹏
揪出千变万化的形式主义，使其无所遁形，让基层干部在推动改革、促进发展、改善民生的征途上，既拥有轻装上阵的活力，又具备负重前行的底气
当前，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取得一定成效，但有些地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顽疾尚未根除，在减负工作中玩起“变装游戏”，让文件变色、会议变形、调研变装，成为一种隐形负担，继续困扰着基层干部。
表面上看，一些地方的红头文件大幅减少，实际上只是将“红头”换了门面，以情况简报、征求意见、微信指令的形式出现。这些脱去“官袍”的文件，打着“特急”“加急”的旗号，内容却充斥着“提高站位”“强化认识”等空泛要求，关键时刻变成问责的“尚方宝剑”。原本应该精简的会议，被拆解为学习培训会、工作调度会、现场交流会等会议，以及名目繁杂的论坛、研讨等活动。有些部门为了表面上减少督导检查，经常以调研之名行督导检查之实，预设路线、提前通知、过度准备，结果调研沦为“精心设计的表演”。
隐形负担的产生根源仍在政绩观偏差。一些领导干部过于追求表面文章和政绩工程，习惯拍脑袋决策，忽视工作方式方法创新，以文件落实工作，大小决策事项都甩给会议讨论商定。有的部门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缺失，本位主义严重，只关注自身利益和权力行使，制定工作方案时存在主观臆断倾向，提出的政策措施与基层实际条件存在明显脱节，执行标准与基层干部操作能力不匹配，最终工作成效与群众现实需求形成落差。上级部门之间职责重叠、任务重复，导致工作指导和行政指令界限模糊，对同一事项多部门反复调研，出了问题还以已经督导检查为由把责任推给基层。
当上级部门将发文数量、会议密度、督导检查强度等指标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尺时，基层干部面临的已非工作质量和效率问题，而是关乎个人职业前途、升迁仕途的“重大抉择”，不得不在“高度重视”与“灵活把握”间走钢丝，在“绝对服从”与“务实变通”的夹缝中艰难选择。隐形变异的形式主义，不仅造成行政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空转，还导致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形式化任务而疏于民生服务，最终使减负效果大打折扣，挫伤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，辜负群众的殷切期盼。
“治病需治本，除害要察源。”从根本上解决隐形负担问题，必须从源头抓起。在文件管理上，建立并实施文件“双备案”机制，将白头文件与红头文件纳入同等监管范畴，严格审核文件内容，确保言之有物，避免空洞无物、泛泛而谈，增强文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在会务管理上，推行会议预算制度，严格控制年度会议总量，探索会议效能评价体系，精简会议数量、提升会议质量。在督导检查上，彻底转变机关部门工作理念和服务思维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坚持“四不两直”，坚持无事不扰，严控督导检查频次，坚决纠治借调研之名行督导检查之实的行为。
纠治隐形负担，必须以“永远在路上”的坚韧和执着，深挖问题根源，铲除形式主义变异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。密切关注“叠床架屋”式的发文、“击鼓传花”式的开会以及“蜻蜓点水”式的调研等苗头性、倾向性、隐蔽性问题，根据形势变化，及时调整和优化减负“药方”，精准施治，遏制形式主义新风向。针对基层减负的政策措施，通过意见箱、网络举报平台、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等方式，揪出千变万化的形式主义，使其无所遁形，让基层干部在推动改革、促进发展、改善民生的征途上，既拥有轻装上阵的活力，又具备负重前行的底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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